今天故事的主題是

「體育界的棄兒」

烏克蘭美女球星科斯秋克在澳網前哨戰布里斯班500賽決賽中不敵（白俄羅斯）虎妞薩芭倫卡后，照例拒絕與來自敵對國的對手握手，并且在致答謝詞時用感謝所有人的方式避免提及薩芭倫卡的名字，她也一如既往地用烏克蘭語承諾永遠支持自己的祖國。

但凡對國際體育倫理有所了解的球迷當然對此早就習以為常，就好比即使是CCTV在轉播中也不得不拿掉薩芭倫卡名字后的國旗（所以本文在提及薩芭的國籍時給白俄羅斯加上了括弧）。

但是一大票顯然是從巴黎奧運會才開始觀看女子網球比賽的人表示不理解，指責科斯秋克不禮貌或者“體育政治化”，甚至彪呼出“烏雞”這種粗痞不文的虎狼之詞。接著是例牌的為俄羅斯白俄羅斯打抱不平時間。當有人小心翼翼地指出因為祖國和同胞被迫卷入一場國土保衛戰，科斯秋克的所作所為完全可以理解時，專職女子網球慕強粉又天真爛漫地追問那薩芭呢白俄呢他們又沒侵略烏克蘭。

白俄羅斯為俄羅斯大軍提供了攻擊烏克蘭的前進基地啊。

讓我們回到2022年3月，在緊接著冬奧會進行的冬季殘奧會上，基于2月24日俄羅斯軍隊大舉攻入烏克蘭，國際殘疾人奧委會（IPC）“為了維護殘奧運動的價值觀”，宣布了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制裁：撤銷俄白兩國IPC成員資格；禁止俄白選手以任何身份（包括中立身份）參加隨后的賽事；剝奪授予俄白兩國相關人等的殘奧勛章。當屆賽會因此成為一場反戰嘉年華，多國選手在賽場上向烏克蘭同行獻上了敬意與同情，烏克蘭隊獲得獎牌榜第二的歷史性佳績。

相關報道指出，若IPC當時不如此嚴厲地懲處俄白兩國，冬殘奧會將面臨大面積的杯葛，用IPC主席安德魯·帕森斯的話來說就是賽會處于“不可能的境地”。

隨后，國際奧委會和FIFA、FIBA、ATP、WTA等國際體育組織迅速跟進，設定俄白選手以“個人中立運動員”身份參與國際賽事的條件，包括：不得支持戰爭和沖突，不得與俄白軍方或安全機構合作，滿足嚴格的反興奮劑要求且在近期無違規記錄，必須承諾遵守奧林匹克憲章與和平使命。合乎條件的運動員不代表其國家，不使用國旗國歌國家服色，獎牌記入運動員本人名下。

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使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在國家層面淪為“國際體育大家庭”的棄兒。

然而，就如攻打烏克蘭并不是俄羅斯第一次在奧運會期間發動戰爭，那些歷史清白的俄羅斯選手早在2022年之前就已經習慣“個人中立運動員”身份。因為在耗資500多億美金的2014年索契冬奧會上，東道主俄羅斯爆出了奧林匹克史上前所未有的國家運作的大規模系統性禁藥丑聞，其動員力度連當年的蘇聯、民主德國、保加利亞等歷史“慣犯”都要自慚形穢。

如同一切爛俗無聊的威權敘事，為了在索契冬奧會上展示俄羅斯的強國風范，俄羅斯體育部伙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推出了這個波及1000余名運動員的國家級計劃，計劃由兩大部分組成：

“消失的陽性結果”方案(Disappearing Positive Methodology - DPM)——俄羅斯體育部長穆特科等早在2011年就批準的一項政策。凡是國家級運動員（包括參加索契冬奧會的選手）的藥檢結果呈陽性，不會被上報，而是通過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的內部系統被“隱藏”起來，以確保這些運動員能夠繼續“為國爭光”。

“老鼠洞”行動(The Disappearing Sample)——這是俄羅斯情報機構（FSB）直接操作的為了能夠在索契冬奧會成功作弊闖關的行動：FSB在奧運會反興奮劑實驗室的墻壁上制造出“老鼠洞”，由特工深夜潛入實驗室，置換出含有違禁藥物的尿樣取出，再把容器完美復原。

為了達成“療效”，俄羅斯的化學家們發明了掩護類固醇的“雞尾酒療法”——男選手用芝華士威士忌，女選手用馬爹利干邑。補救手段是加入了鹽和雀巢咖啡顆粒的“魔法滴劑”。

引爆這一切的是2014年底德國電視二臺（ZDF）播出了的紀錄片《 doping - how Russia makes its winners》（《禁藥密檔：俄羅斯如何制造冠軍》），在片中，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官員斯捷潘諾夫和妻子、俄羅斯田徑運動員斯捷潘諾娃揭開了俄羅斯系統性使用興奮劑的黑幕，里約奧運會因此對俄羅斯田徑隊和舉重隊禁賽。而在此之前，不堪重負的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主任，曾出任索契冬奧會首席檢測官的格里戈里·羅琴科夫，在受到調查和威脅后逃往美國，并向《紐約時報》和WADA（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爆料，承認他在索契冬奧會期間，在情報部門幫助下，通過實驗室墻上的“老鼠洞”偷換了運動員的尿樣。

那些歷史清白的俄羅斯選手，從此不得不成為“個人中立運動員”。

中國觀眾尤其熟悉的是在北京冬奧會上大放光芒的K寶瓦利耶娃，這位15歲的俄國花滑天才后來被禁賽4年并剝奪2021年圣誕節以后的所有比賽成績。俄羅斯體育當局曾以“未成年人保護”為K寶辯護，但在后來挖出的兩年間服用60多種違禁藥物的事實面前，這種辯護很無力。

未成年的K寶也許是無辜的，但她代表的那個前科累累的系統怎么可能是白蓮花？

俄羅斯曾經憤怒過咆哮過，指責國際體育界“政治打壓”，但是調查機構和記者們沒有給“戰斗民族”機會，“大規模”、“系統性”、“國家行為”的證據越來越多，莫斯科被迫面對現實，不再扯抵制蛋，同意有資格的本國運動員以“個人中立”名義參加國際賽事。

而眾多的俄羅斯體育明星為了克服“國籍負資產”，要么告老還鄉，要么遠走他鄉。移民澳大利亞的卡薩金娜在WTA查爾斯頓公開賽第一次以新身份出賽，戰爭爆發以來就拒絕與俄白對手互動的科斯秋克，賽后熱情洋溢地擁抱了這位昔日的好朋友。

有趣的是，踢破這一驚天黑幕的德國電視二臺，對歷史上民主德國的體育機器堪稱了如指掌。該臺最著名的記者克里斯丁·奧托，正是當年東德當局為證明“體制優越性”而以強大的“科學”手段制造出來的超級巨星，她在漢城奧運會上贏得了創紀錄的六枚游泳金牌。

也許是出于某種非常另類的審美觀和歷史記憶，很多和著名的胡老師差不多年紀的中國粉絲，對俄羅斯總抱有一種“蒼天在上，戰斗民族在下”的傾慕感，覺得這世界上就沒有俄國人不敢干的事，也沒有誰敢干冒犯俄國人的事。然而最低限度從2014年乘索契冬奧會之機一舉吞并克里米亞以來，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俄國就再也不是一個能夠贏得尊重的體面角色。籠罩在俄羅斯身上的那層虛幻的光環——類似“我和瓦格納大哥走在大街上……”的劇情，其實是從來就不存在的。

比如在整個國際體育界，“世界第二軍事強國”俄羅斯就處于什么都不是的狀態，不但自己淪為棄兒，還連累了小兄弟白俄羅斯，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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