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距離塔拉·摩爾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判處四年禁賽已過去半年多。這位出生于中國香港的前英國雙打一姐并未沉默，而是將矛頭指向了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索賠2000萬美元，指控其“疏忽職守”毀掉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起案件不僅關乎一名運動員的清白，更撕開了網球反興奮劑體系中關于公平、資源與舉證責任的深層裂痕。

事件的起點在2022年5月的哥倫比亞波哥大站賽事。摩爾在那次比賽中的藥檢樣本被查出含有禁藥博德酮（boldenone）與納雄龍（nandrolone），她隨即被臨時禁賽。摩爾始終否認故意服藥，堅稱陽性結果是因為在當地食用了受污染的肉類。

2023年12月，獨立法庭曾采納了她的解釋，認定污染肉類是陽性源頭，裁定摩爾不存在過錯或疏忽，并解除了禁賽。這讓她在2024年4月得以復出，甚至入圍了溫網、美網等大滿貫賽事。

然而，國際網球誠信機構（ITIA）對此判決提出上訴。2025年7月，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作出了顛覆性的改判：摩爾被禁賽四年，扣除已執行的19個月臨時禁賽期后，她最早要到2028年才能重返賽場。CAS在聲明中指出，摩爾未能證明樣本中興奮劑濃度與食用污染肉類的情況相符，且無法證實此次違規“非故意”。

面對這份近乎終結職業生涯的判決，摩爾沒有停止抗爭。2026年2月，她的法律團隊在紐約南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WTA賠償2000萬美元。

摩爾的律師丹尼爾·韋斯向《紐約郵報》直言，摩爾是雙重受害者：首先是WTA的疏忽，其次是一個本質上有缺陷的反興奮劑系統，在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證據的情況下就假定她有罪。

訴訟的核心論據在于“預警缺失”。摩爾團隊指出，在2022年4月她藥檢呈陽性的一個月前，男子球員羅伯特·法拉赫同樣在哥倫比亞因肉類污染導致藥檢陽性。WTA曾在其它巡回賽站點就肉類污染風險發出過警告，唯獨在波哥大站沒有采取同樣的預警措施。律師認為，如果WTA能像在其它地方一樣盡到提醒義務，摩爾的悲劇或許可以避免。

在CAS的聽證過程中，摩爾曾提交證據，顯示該賽事接受檢測的21名選手中，有三人寶丹酮陽性（后被CAS縮減認定為兩例）。這種全球樣本中發生率僅0.03%的物質在同一地點集中出現，本應成為調查環境風險的強烈信號，但CAS小組認為這并不能構成ITIA或WTA必須發出警告的義務。

摩爾案之所以引發軒然大波，不僅在于判決的反復，更在于它與近年來其他明星選手涉藥案例形成的鮮明對比。

2024年，前世界第一辛納和斯瓦泰克均曾藥檢陽性，但結局迥異。斯瓦泰克憑借團隊迅速提交的實驗室報告，證明污染物源于受污染的褪黑素，僅被禁賽一個月。辛納則以“理療師手指傷口污染”為由成功脫罪，僅禁賽三個月。反觀摩爾，即便有同賽事多人同藥陽性的背景，仍因證據不足被頂格處罰。

德國選手伊娃·利斯的質問直指核心：“那些在南美洲誤食受污染肉類的球員該怎么辦？為什么塔拉·摩爾沒有得到僅禁賽一個月的待遇？” 摩爾為支付律師費和檢測費用已背負數十萬英鎊債務，而斯瓦泰克2023年單賽季獎金高達985萬美元，足以支撐頂級的法律團隊。正如德約科維奇所言：“當一位選手能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得到的辯護質量必然不同。”資源的不平等，正在轉化為裁決結果的不平等。

對于現年32歲的摩爾而言，四年禁賽意味著職業生涯的實質性終結。她曾是英國雙打一姐，但在光鮮的網球世界里，她屬于缺乏話語權的邊緣選手。如今，她將希望寄托于對法院的訴訟，試圖證明自己不僅是反興奮劑規則的犧牲品，更是管理機構疏忽的受害者。

WTA在回應中表示：“仲裁由中立仲裁員進行，沒有理由撤銷裁決。” 無論這起索賠案結果如何，摩爾案都已留下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當反興奮劑體系因當事人的經濟實力而產生不同的司法結果時，它所捍衛的究竟是公平，還是強者的特權？(來源：網球之家 作者：Mei )